2011年9月18日 星期日

中正熱線報導與分析 主筆│鄭培宏


還我受教權中正大學抗爭  採訪撰稿/編輯部

中正大學抗爭受教權事件 報導  /編輯部
六月十六日,中正大學政治系的學生才發現新學期的中國與西洋政治思想史教師可能聘不到人。一陣錯愕之中,他們試圖瞭解狀況,發現:六月十三號,校方於第九十次校務會議紀錄中的主席(校長)報告內容中,為因應公務人員加薪3%,學校無法負擔更多師資,而進行了「教師員額總量管制」。此決策造成原本的四十多件新聘案中僅有二十件能通過(其中七件僅備取)。政治系學生便面臨聘不到思想史老師而開課不成的的窘境。
事實上,一般聘用老師須經系、院、校三級三審,由系上依需求提出,系提出後送院,再送外審,外審通過後通常校方的審核只是形式上的承認。這次多數新聘案件已跑至外審程序,最後竟臨時由校長決定進行員額管制、強制刪減名額,不只程序失當,也讓學生受教權益損失。
政治系學生首先在體制內尋求協助與陳情,卻屢遭責難;系主任指責學生心態本位,校長則以校教評審核非個人能掌控為由敷衍。
六月二十日,他們繼而在行政大樓前靜坐抗議,要求校長廢除此政策,校長卻迴避不見。尋求校內溝通未獲解決後,更主動向教育部陳情。教育部公文曾指示:要求校方要與學生溝通,否則記行政處分;但由於適逢暑假期間,校方並未進行說明與溝通。並且,政治系在八月下旬從歷史系兼聘西洋政治史專長(卻並非思想史專長)老師,以及從中研院歐美所兼聘到歐陸哲學背景老師教中國政治思想史之後,教育部竟認定整件「開課問題」案子告終,回函:「溝通協調之訴求表達則係學生之責」,並未進一步針對教師員額管制程序妥適與否進行糾正與討論。
綜觀始末,真正的問題在於:「員額管制」到底合不合法?中央大學於97年曾經發生總量管制遭抗議,當時監察院以「大學自治法」為根據,判定大學應立法自行處理相關問題,但實際上,這是否造成學校以自治之名,讓校務會議統籌全部教師聘任案件?大學自治法下的校長權力是否該受限、被其他權力力量平衡與監督?學生、專業系級師資到底有沒有發聲管道?都亟需進一步的審思。


第一人稱報導:文/劉晨霖
「你們知道有可能聘不到政治思想史的老師嗎!?」這是我在616號聽到的驚人消息!
當時,我們還以為只是選課系統上中國政治思想的老師仍掛著「教師未定」而已,沒想到沒老師的窘境居然要再上演一次。 
我們幾位同學開始研究不能聘專任教師的原因,發現:學校為因應公務人員加薪3%,而發佈的最新教師員額總量管制政策,內容提及:「聘任案的額度是以『院』為單位,全校七個院只可聘13名老師」,這造成下學期即將要聘進的40名老師必須砍掉一半以上。
政治系隸屬的社會科學院員額在總量管制限制下只有一名聘任額度,而今年院內共有兩件聘任案,依政策限制,院必須在向上呈至校教評會時先做出排序,心理系有預聘函所以排序為第一,政治系排到第二(備取),再經校教評審核後,除非心理系的教師在八月一日的請聘日未報到,否則政治系是一定聘不到老師的。
由於同學擔心下學期還是開不出「中國政治思想史」這堂課,我們在FB創立了僅有系上同學的秘密社團,通知大家這件事情,並決定要有實際行動才有機會改變現狀。
後續的行動,不論是體制內、外的我們都試過。不管是與校長陳情、和系主任懇談、請益社科院院長、向教育部與監察院陳情,甚至是尋求大眾媒體和外界團體的幫助……凡是能尋的管道都經歷過了,到頭來事情還是沒有獲得解決,這反而更加堅深我們對這件事一定要討回該有權益的意志。
617日,政治系約50名學生與校長陳情。校長一句「聘任教師是校教評會的事,我不能干涉!」,看似合理的說辭,實際上此次校教評會得跟隨校長總量管制的遊戲規則才能進行審核,因此我們知道這只是校長踢皮球的戲法罷了。接下來的61819日,我們更釐清校長所宣布的教師員額總量管制政策是不合理的,且權益受損的不僅是政治系,而是危及整個學校師生的權益。
為什麼說這政策不合理?這個政策顛覆了學校三級三審的制度,原本能依據正常管道進行三級的聘任案審查,現在卻多了一道「校長制定的員額管制關卡」,這難道不是實質上多了一審!?權力明顯越界,破壞三級三審制度的正常程序。
620日,趕在校教評會開會之前,以政治系為主的學生約60人再次前往校長室陳情,並尋求媒體的關注,但這次校長並不願意出面回應。
我們曾向系主任求助,但得到的回應卻是一再要我們以宏觀的角度去思考,去接納和因應現有的困境;完全不真正去體會我們的心聲,並以「毀損校譽」為由,將我們視為異類的學生。難道我們爭取應有的權益,就是異類?幾次與系主任懇談後,心力交瘁,面對無情的欺瞞──這是所謂大人的因應態度阿!
68月期間共向教育部提出3次陳情,書面往返後,教部表示會令學校對全校師生公開說明,但至此校方尚未做出任何說明。並且827日收到來自教育部高教司的回函,大致內容表示:「教師員額總量管制政策與政治系缺老師並沒有直接因果關係,先前要求學校對師生的公開說明,礙於現為暑假期間,將於九月中旬公開說明。溝通協調之訴求表達則係學生之責,要善用校內意見表達管道。」同期間也向監察院提出陳情,表明此事件已要求教育部再做出詳細的調查。
多次的陳情,無非只是要外界聽到我們的聲音。我們需要一位專業的專任教師為我們授課,也要為學弟妹留住好老師,雖然做了這麼多「大人」不喜歡的事,但我們的行動都只是出於要求良好品質的授課師資和完好的學習環境,這只是作為學生最真誠的希冀與懇求。




從中正大學發現高等教育問題(文/鄭培宏)
在這次中正大學「教師員額總量管制」事件下,我們發現了幾個台灣高等教育的問題,不只是中正大學,全台灣各大學都在面臨此問題,但就像是處在將煮沸的水裡,我們不知自己已經陷入如此危險的處境。
我們發現了以下問題:
首先是高等教育經費不足。從高教司的網頁上針對五年五百億的問題回答,說明「我國與其他國家相比,學生單位成本偏低,因為經費不足但為了提高國際競爭力,將經費集中補助在少數一流大學潛力者」,也顯示了高教經費不足導致分配不均。高教經費有越來越多被用在競爭性經費如:五年五百億、教學卓越計畫、頂尖大學計畫……等計畫經費,在這種搶經費的分配方式之下,的確有助於學校為了爭取經費而致力於發展計畫所要求的項目。但是,這除了凸顯大學經費不足所以得爭取額外經費外,爭取到經費的學校資源也會比其他學校多,年復一年,擁有較多資源的學校也越能夠達到發展計畫的要求,更能再度獲得補助經費,反之即否;在這種循環之下,大者恆大、小者恆小的M型化就很明顯了,這是造成了經費分配不均的主因,甚至有文獻指出台灣大學與南部國立大學使用在每人每年的平均經費差了20萬之多。並且在競爭經費的同時,也會使研究者開始迷失了自己:到底是為了研究還是為了經費在努力?這樣的競爭模式將導致教育逐漸商品化。
第二是大學法人化的問題。「大學法人化」簡言之是使國立大學邁向私立大學的另一個說法,可以從此次公務人員加薪3%,行政院卻僅提供六成經費,其餘四成得由各校「自籌經費」看出端倪。在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蓬勃發展、強調公共服務私有化的情況下,政府可能說這是給大學更彈性的空間去自主自理;但這其實是政府為了卸責,不願主動提供高等教育服務予人民的方式。大學法人化後,各大學即可以自由調漲學雜費,或許政府又會說,這樣可以由市場機制去淘汰掉過多的大學,但實際上,人民的選擇只是讀得起大學或讀不起大學而已,並非所謂理想的市場機制,更何況教育是該被用市場機制來淘汰的嗎?這樣不就變成將教育商品化,政府開放販賣教育?
當大學法人化後,高學費將使有錢人的小孩讀得起大學,沒錢的小孩難以讀大學或甚至半工半讀,影響其上課學習的品質,在這樣的環境之下,社會上的階級流動只會更加困難,這樣圖利的不會是一般的人民,教育的本質應為拉近城鄉差距,而不是用來鞏固既得利益者的勢力。並且在法人化後會不斷的強調績效,熱門科系由於較多人願意就讀,冷門科系將會因為「績效」不佳而關閉,將使所謂的學術自由成為空談;並且冷門科系的專業在社會中往往扮演重要的角色,只是因為太稀鬆平常而不被注意。而成功大學與金門大學即將於明年試辦大學法人化,此後是否還是國立大學就不得而知了。
最後是校園民主的問題。校園中學生為最多數,但行政會議中學生代表往往最少,在會議上的影響力很有限,最後卻很容易淪為替學校背書。以及,資訊公開是一件相當重要的機制,公佈會議紀錄並不完全是資訊公開,因為上面僅提到決議結果,中間的過程大多都被省略掉。真正的資訊公開是應該全程錄影供大家檢視的,一旦大家對於會議紀錄有問題,可上網自行檢視。資訊過程公開的好處還有就是可以監督學生代表是否有真的為學生在發聲,還是在會議中頂著學生代表的光環在混水摸魚。
處在這些危機之下,學生必須有所覺醒,導正政府走歪的教育之道,落實真正的民主。




最真誠的學生告白(文/李虹儀)
從公務人員加薪3%開始,當中正大學所採取的應對政策是管制教師員額總量時,就已經是錯誤的方式了。而身為政治系的學生,受到的影響比他系更大:我們仍未能有一個教思想史的專任必修教師──縱使這種情況早已存在多年。
不管是因為中央的加薪政策配套不足也好,校長實施的政策有問題也罷;也不管這到底要歸咎於是錢的問題,還是權的問題……我們只是想求學的學生,想要的真的只是最基本的受教權而已。
可是照事情這樣演變看來,要求必修課能開、能有專任教師,似乎像是一種奢求了。
六月中與校長、主任懇談至今已兩個多月,新的學期就快要展開。但是,我們的老師卻仍尚未決定;這讓人不得不反問校方:你們真的有站在學生的立場為學生想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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