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18日 星期日

社會議題 主筆│林宏軒

英國之火:8月倫敦暴動的後續影響(文/林宏軒、周孟涵)

       伊莉莎白二世曾用這一句拉丁文『annus horribilis』形容1992年所發生的各式苦難,翻成英文便是「Year of horrors」,也就是充滿「恐懼的一年」。想必2011年過去之後,這一句拉丁文也將會被用來形容這一場,吞噬了英國大部分城市的火焰。

警察體系與英國之火
        這次英國之火飽受批評的對象之一便是英國警方的反應遲緩,但這背後其實有各種因素造成。不久之前英國警方才深陷於世界新聞報的醜聞之中,許多高階警官的撤職或多或少使其面對這樣的紛亂反應不及;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原因,來自於英國警方於執勤時射殺了一名年輕黑人,進而造成Tottenham當地的居民上街示威,要求警方出面道歉。這一場和平示威在許多因素的刺激之下,進而轉變為一場燃燒全英國的火焰。
       種族平等是英國一直以來的政治正確,而這也使得警方在執法時必須要很謹慎,否則便有可能被冠上種族主義的罪名;當案件牽涉到少數族群時,警方便傾向於採取較溫和的態度。另一方面,自由化風潮也吹入了警察體系之中,跟台灣不同的是,大部分的英國警察除非勤務需要否則是不佩槍的,因此面對這種移動力高、不可預期的騷動,更難加以控制。

微網誌與手機通訊的影響力
       當阿拉伯之春在埃及與突尼西亞等國如火如荼的展開時,TwitterFacebook都扮演了巨大的角色。中東許多國家政府甚至一度想要關閉這些社群網站,而這些群眾的聲音與社群公民意識的力量,也恰是西方的主流媒體、政府所讚揚的。可是當這些社群網路工具回頭來攻擊西方國家之時,這些國家的堅持卻產生了巨大的動搖。英國的首相柯麥隆針對倫敦倫敦暴動事件竟表示:如果被用來當作規劃「暴力、滋擾和犯罪行為的工具」,他認為應該關閉TwitterFacebook和黑莓機的傳訊功能。   
       政府在面對無法控制的民眾聲音時,似乎所有對人類基本權利的堅持都會產生動搖,正如同911之後小布希政府所提出的愛國者法案Patriot Act一般充滿爭議──這不啻開了一道方便之門給警方限制人民秘密通訊上的自由程度。英國的保守黨政府是否有可能藉此機會,利用民眾渴求社會秩序的力量,進而提出更為強烈的社會控制法案?

其來有自的行動
       從五月的西班牙到六月底的希臘,在到八月初的智利,社福支出的刪減,青年失業率的提升,學費的上漲都造成了示威、遊行與罷工。經濟上的困境與國家財政的艱難,迫使政府只能從社福與勞工學生相關權益的支出上開刀。而這與民眾心目中對政府的期待是有落差的。國際貨幣基金下的新自由主義核心,將迫使這些需要紓困的國家打開危險的大門。
 然而,相對於歐洲國家的罷工與去年英國反高學費的遊行,這次的暴動看似淪為搶劫、暴力與情緒宣洩,缺乏訴求,也缺乏確實領導人。然而在結構上仍與將近37%的失業率,高漲的學費還有經濟的受損有極大的關係,而當政治途徑的民主過程不被信任(如英國工黨只是延緩了學費調整確為從整體結構做出應有的應對),貧富差距的擴大下的英國年輕人成為最茫然的一群,面對迷失的未來這樣的暴動竟成為他們的面對社會問題的唯一手段。全球化與不受抑制的新自由主義帶來給政府和社會的種種挑戰,英國城市早先一步預告了我們相似的悲慘未來。台灣是否能夠從這次的事件中,提前預防可能貧富差距與社會衝突,是值得我們政府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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